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读书|江青借《园丁之歌》批华国锋

2019/8/14 8:12:23

读书|江青借《园丁之歌》批华国锋

1976年3月2日,江青在召集十二省、区会议上讲话,在直攻邓小平的时候,也拐弯抹角给华国锋一点“颜色”看看。

 

在会上,江青居然当众点了中共湖南省委第二书记张平化的名,“批判”《园丁之歌》,甚至追溯到“文革”之初湖南没有转载姚文元的《评新编历史剧〈海瑞罢官〉》的旧事,对他进行了批评。

 

明眼人谁都知道,华国锋当时身兼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。江青批评张平化,实际上就是在批评华国锋。

 

在会上,张平化当场据理反驳,一时间会场上好不“热闹”:

 

江青:湖南的那个张平化来了没有?

 

张平化站起身:来了。

 

江青:你对《园丁之歌》那样积极,造了许多谣,那个信说是你支持写的,是不是你搞的?

 

张平化答:是。

 

江青:你能够造主席那么多谣,而且你安排了给主席看,是不妥当的。你还说“初烂”(即“初澜”,当时中央文化组写作班子的笔名,江青手下的笔杆子之一。——引者注)就让他“烂”了吧。你让一个服务员造那样多的谣。我已经核实了,我对这个戏两点意见,有意见我没说,就是对内容有意见。那个戏是我和春桥、会泳三个人审查的。它叫《园丁之歌》。我觉得“园丁”首先应该是主席领导的中国共产党、工人、贫下中农,怎么会成了知识分子呢?

 

意见最多、最深刻的是春桥同志。

 

你是搞反攻倒算,但是我们当时说也不要批什么,就压起来了。后来是你们湖南自己批的。那只好上演,批嘛。

 

初澜的文章我没有看。初澜是什么人,我也不知道。文章没看,是因为那个字太小,不看。……毒草锄掉还可以作肥料。《园丁之歌》可以上映,不是不可以,但要允许马克思主义的评论,来评它。

 

张平化:现在没有见谁有这个想法。

 

江青:你是完全搞翻案!

 

张平化:不是。

 

江青:你是好得不得了啊!我看你那封信了。那只是有缺点吗?那应当说是有错误。你就是独独没有登评《海瑞罢官》文章的。

 

我今天提出来,就是你太积极了。告状告到主席那里。叫主席看,主席从来在这一类事上是超脱的。你叫服务员来探听,找了那么一大堆,然后说,这个戏好得不得了。你在那里搞翻案,你就是执行邓小平的那一套。……

 

你看你气鼓鼓的,我平心地讲,你有问题,我在这儿跟你讲理哩。你不值得委屈,不要气鼓鼓的。你自己要作深刻检查。……

 

江青对于张平化,早就看不顺眼。前文已经述及,早在1968年3月30日,江青在接见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的代表时,就对张平化说了一段“狠话”。江青说:

 

张平化在东北就是一贯大反林彪同志的,以后又紧跟刘(少奇)、邓(小平)、陶(铸)、王(任重)。张平化这个人可谓至死不悔改。我一想起张平化就恨,想不到张平化这个人这样恶劣,恶劣极了。他的一贯表现说明了他的本质。根据我们的经验,像这样的人,历史上不会没问题。

 

但是毛泽东对张平化仍留有余地,所以在1968年4月6日毛泽东批示说,在湖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时不要点名批判张平化。

 

正是有毛泽东的保护,张平化在1971年被重新起用,任中共山西省委书记、省革委会副主任。1973年张平化被调回湖南,任中共湖南省委第二书记。

 

江青在十二省、区会议上,忽然要张平化站起来,要“批判”的是《园丁之歌》,矛头则指向华国锋。

 

《园丁之歌》这一“公案”,说来话长……

 

《园丁之歌》是湖南地方戏——湘剧高腔。1972年下半年,已经晋升国务院副总理的华国锋,在湖南省文艺汇演期间看了一批文艺节目,其中的《园丁之歌》、《两张图纸》、《送货路上》反响热烈,给华国锋留下了很深印象。

 

《园丁之歌》最初是长沙市碧湘街小学创作的,原本是花鼓戏,剧名为《好教师》,经长沙市湘剧团柳仲甫执笔改编,改名《园丁之歌》,参加了省文艺汇演。

 

《园丁之歌》的剧情是这样的:

 

女教师俞英一心要搞好教育革命。她来到工厂征求如何搞好教育,工人们告诉她,“人从心上育,水往根上浇”,要教育好孩子,就要和孩子们交朋友,和他们交心。男教师方觉对陶利这样出身于工人家庭、调皮贪玩的孩子,不去进行耐心的思想教育,而是没收他的小玩具火车,甚至粗暴地不让他进课堂。方觉认为对陶利这样的孩子,不管怎样做都是“挑沙填海空费力”。为此,俞英与方觉之间产生了认识上的矛盾。俞英对陶利进行了耐心的说服教育。不但没有没收陶利的玩具小火车,还与他一起修理小玩具火车。她启发陶利,要学会开火车,就必须学习好功课,只有掌握了文化知识,才能更好地为人民服务。在俞英耐心的说服教育下,陶利转变了。男教师方觉在工作中感到俞英的教育思想和方法是正确的,他决心改掉自己简单粗暴的缺点,和俞英一起把孩子们教育好,让祖国的花朵茁壮成长。

 

戏剧受舞台限制,影响毕竟有限。华国锋知道,在1965年,珠江电影制片厂曾把湖南的两个花鼓戏——《打铜锣》、《补锅》拍成电影,在全国产生了影响。1973年3月,华国锋对当时的国务院文化组组长吴德和负责电影工作的狄福才,说起了《园丁之歌》等节目,以为也可以拍成电影。

 

吴德、狄福才很快就落实了华国锋的指示,把拍摄任务交给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。新影厂组成了以沙丹为导演的摄制组。沙丹在1972年执导过钢琴伴唱《红灯记》、钢琴协奏曲《黄河》、交响乐《沙家浜》,对于拍摄舞台剧很有经验。沙丹率摄制组赴湖南,只用了三个多月就完成了《园丁之歌》的拍摄。

 

那时候,电影在上映之前,要由国务院文化组审查。向来以“文艺革命旗手”自居的江青,常常对电影、戏剧横加干涉。听说《园丁之歌》是根据华国锋的指示拍摄的,江青更是要看一看。江青当时和张春桥、姚文元都住在钓鱼台国宾馆。1973年7月28日,江青在钓鱼台国宾馆17号楼的小放映室和张春桥、姚文元一起审看《园丁之歌》影片,国务院文化组陪同审查。

 

江青看毕,对《园丁之歌》进行了尖锐的批评。

 

首先,江青抨击了《园丁之歌》这一剧名:“《园丁之歌》,剧名就不合适,园丁应是共产党,怎么是教师、知识分子呢?”

 

接着,江青抓住《园丁之歌》中的一句台词上纲上线:“‘没有文化怎能担起革命重担’,这句话问题大了。什么没文化就不能干革命。简直是反攻倒算!”

 

江青说,影片中的女教师的表演,“简直是青衣花旦,化妆像少奶奶”,而男教师“活像个油头粉面的二流子”!

 

从江青如此严厉的抨击,可以看出她对《园丁之歌》全盘否定。

 

张春桥也说,《园丁之歌》宣扬学生要受教师的摆布,是典型的“师道尊严”。

 

姚文元则三句不离本行,声称一定要对《园丁之歌》进行“大批判”。

 

江青、张春桥、姚文元狠批《园丁之歌》,那潜台词就是,你华国锋不懂文化,连这部戏的严重问题都看不出来。

 

四天之后,江青又对《园丁之歌》说了一番尖刻的话:

 

《园丁之歌》牵涉到教育革命的问题,究竟教师和共产党谁是园丁的问题。戏里的那两个一男一女的教师,到底是什么出身?有没有坚定的革命立场?为什么故意隐瞒个人成分?

 

培养青少年一代,是靠共产党还是靠教员?你们想把青少年培养成什么样子?是让他们规规矩矩的听教员的话而俯首帖耳?还是让他们坚定地跟着共产党走?谁说没有文化就不能挑起革命的重担?现在是读书无用,造反有理,革命无罪,戏中的主题完全与党中央背道而驰!

 

不言而喻,影片《园丁之歌》被江青“枪毙”,打入冷宫,再也没有上映的希望。

 

影片《园丁之歌》在冷宫中待了将近一年,在1974年6月14日忽然获准走出冷宫,在全国上映。

 

《园丁之歌》怎么又可以上映了呢?那是因为江青在这天指示:“《园丁之歌》的电影应上演,在上演的同时发表批评文章”。

 

原来,上映影片《园丁之歌》,是为了“供批判用”!

 

为什么江青在将近一年之后,又记起影片《园丁之歌》呢?那是因为当时正在全国批判晋剧《三上桃峰》,要把《园丁之歌》也拿出来批判,以表明这样的“黑线回潮”现象不是单一的。

 

晋剧《三上桃峰》是根据1965年7月25日《人民日报》刊登的一篇通讯报道《一匹马》改编,讲“四清”时河北省抚宁县某大队,卖了—匹病马,支书知道后将病马赎回,并用好马支援友队春耕。

 

1974年1月23日,晋剧《三上桃峰》剧组赴京参加华北地区调演,在北京二七剧场彩排。江青手下的得力干将于会泳审看这一节目,在大幕落下之后一言不发就走出去了。显然这是一个不祥的讯号。

 

经于会泳向江青汇报之后,把晋剧《三上桃峰》定为“大毒草”:因为《三上桃峰》初名《三下桃园》,而刘少奇夫人王光美在“四清”时正是在河北省抚宁县的桃园大队。尽管《三上桃峰》与王光美毫无关系,却被安上了为“大叛徒刘少奇歌功颂德”的罪名。

 

1974年2月28日,《人民日报》发表了由中央文化组写作班子以初澜名义写的《评晋剧〈三上桃峰〉》,这篇文章经姚文元修改了11处之多。姚文元称:“这个戏的炮制者完全站在地、富、反、坏、右的立场上。”此文发表之后,全国掀起揭批“大毒草”《三上桃峰》的高潮。

 

也就在这时,江青决定在全国也掀起批判《园丁之歌》的高潮。

 

1974年7月19日,国务院文化组向北京、天津、上海三市和湖南省革命委员会正式发出《关于批判〈园丁之歌〉通知》,通知内容说:“湘剧高腔《园丁之歌》,是一个内容有严重错误的坏戏。它的要害是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,为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招魂,向无产阶级反攻倒算……”

 

1974年8月4日,《人民日报》发表了“初澜”的文章——《为哪条教育路线唱赞歌——评湘剧〈园丁之歌〉》,为批判《园丁之歌》定调。于是全国许多报刊相继群起攻之,发表对《园丁之歌》的批判文章近百篇。

 

没有想到,《园丁之歌》在遭到如此密集的“大批判”之后,居然有峰回路转之日。

那是1974年10月13日,毛泽东乘坐专列到达长沙。81岁的毛泽东的身体明显不如以往,所以他声称,这次来湖南是休养。

 

人在北京的华国锋,关心着毛泽东在湖南的休养。听说毛泽东喜欢看电视,华国锋特地从北京调来一部电视转播车,为“九所”6号楼转播电视节目——那时候中国各电视台还没有卫星电视,所以要靠专门的电视转播车为毛泽东转播各地电视节目。

 

中共湖南省委还为毛泽东提供电影。在1974年11月,毛泽东从省委提供的电影名单中,圈定要看湘剧《园丁之歌》。

 

毛泽东很高兴看了电影《园丁之歌》。看罢,毛泽东鼓起掌来。当时在场的服务员曾彩谋连忙告诉毛泽东,这是一部正在受批判的片子。毛泽东问着:“受批判?错在哪里?为什么要批判?你们讲讲看。”曾彩谋回答说:“听说教育界争论很大,我们是外行,看不懂。”毛泽东肯定地说:“我看这是一出好戏。”

 

在那毛泽东的话“一句顶一万句”的年代,毛泽东这句“我看这是一出好戏”,一下子使中共湖南省委扬眉吐气,使华国锋笑了。

 

这消息飞快地传入江青的耳朵。江青没有想到,中共湖南省委居然借助于最高权威毛泽东来“制服”她,非常生气。

 

有了毛泽东那句“我看这是一出好戏”的“最高指示”,1975年8月29日,湖南省文化局向国务院文化组报送了《关于湘剧〈园丁之歌〉问题的请示报告》。请示报告中强调指出,“《园丁之歌》是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好戏”,要求继续上演、放映、出版、发行。

 

国务院文化组接到这个报告以后,副组长刘庆棠(江青的干将)大为震怒,斥道:“这是明目张胆的翻案,气势汹汹,最后通牒!”

 

在江青的支持下,湖南省文化局的《关于湘剧〈园丁之歌〉问题的请示报告》被压了下来。

 

也正因为这样,1976年3月2日,江青在召集十二省、区会议上讲话时,就叫张平化站了起来,当众对《园丁之歌》再度进行“批判”,而且说“告状告到主席那里。叫主席看,主席从来在这一类事上是超脱的。你叫服务员来探听,找了那么一大堆,然后说,这个戏好得不得了。你在那里搞翻案,你就是执行邓小平的那一套。”

 

直到粉碎“四人帮”之后,《园丁之歌》才终于得到平反。

 

1976年12月6日,华国锋的秘书曹万贵写信给中共湖南省委书记李振军——“振军同志转平化及省委书记各同志”。他在信中说:转上《解放军报》、《北京日报》批判“四人帮”扼杀《园丁之歌》的文章,“建议省委组织一篇有分量的文章,在报刊上发表”。

 

12月8日,中共湖南省委召开省会批判“四人帮”扼杀《园丁之歌》的大会,省委书记李振军、省文化局长王庆章等十多人先后发了言。最后,省委第二书记张平化作总结讲话,他说:“‘四人帮’为什么扼杀《园丁之歌》?是为了反对毛主席。毛主席到湖南想看湖南地方戏,圈定看《园丁之歌》,看戏中鼓掌,说这是出好戏。今年3月中央‘打招呼’会后,江青又召集十二省市领导开会,点名批评湖南为《园丁之歌》翻案,把状告到毛主席那里了。这就说明她已知道毛主席肯定了这个戏是好戏,她还要批判。她的矛头是指向谁,不是一清二楚了吗?”

 

《人民日报》发表了中共湖南省委宣传部写的文章《扼杀〈园丁之歌〉也是为了篡党夺权》,并配发了编者按指出:“‘四人帮’反党集团还利用他们的喉舌‘初澜’评论班子,在1974年8月4日本报抛出的一篇题为《为哪条教育路线唱赞歌》的毒草文章,把《园丁之歌》一棍子打死。当他们明明知道毛主席肯定了这个戏以后,仍负隅顽抗,封锁消息,继续玩弄诡计。这充分暴露了‘四人帮’明目张胆地对抗毛主席革命路线,疯狂反对毛主席,反对华国锋同志,阴谋篡党夺权的狰狞面目。”

 

《园丁之歌》公案,终于画上了句号。

 

(注:《“四人帮”兴亡》(增订版)由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。本栏目版权归上海观察所有。不得复制、转载。栏目编辑:许莺 编辑邮箱 shguancha@sina.com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