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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15年来上海与中国】做不下去

2019/9/11 21:14:04

【15年来上海与中国】做不下去

 

让自行车当尖兵

 

2002年前后,王林出版了自己的回忆录。在书中,这位年近九旬的老人,把担任上海经济区规划办第一任主任的岁月,称为他自己“革命工作的最后一站”。

 

确实,当他1983年受命之时,已经年近七旬了。王曾任电力工业部第一副部长,国家能源委员会副主任,也算老资格了。

 

那是一个特殊的团队,其中大多数人的年龄都在60岁左右。这主要是因为国务院当时的一项意见:“有一些60岁左右的司局长、副部长,身体好、能力强的,可以抽调一些参加这个工作。”所以,当陈罡以50多岁的年龄进入“规划办”时,还被视为“小弟”。

 

“规划办”成立之初,这些老人最想做的一件事,就是寻找一个“突破口”。经过两个多月的调研,1983年3月8日上午,王林向国务院第14次常务会议汇报工作时,明确提出:“以能源、交通、外贸、技术改造为规划重点,以区内自行车行业为经济联合的试点。”

 

显然,这是一个带有明显时代特征的选择。在当时经济背景下,选择自行车行业作为“规划办”烧的第一把火,或许是最合理的方向。

 

凤凰旗下小鸟多

 

其后的事进展神速。当年4月15日,“规划办”与轻工业部联合召开会议,听取区内自行车行业现状的汇报,制定了工作提纲。5月上旬,上海自行车厂和苏州自行车厂达成初步联合协议,由双方技术人员组成工作组进行技术诊断。一年后,由国营大企业为主体、以名牌产品为龙头的跨省市生产联合体正式出现。

 

当时,“永久”和“凤凰”两大集团旗下,分别依附着上海经济区内五六十家企业。

 

用当年的眼光来衡量,自行车行业的联合可算初战告捷,“规划办”的第一炮打得很响。不过,在“规划办”的那些老人眼中,这还算不上真正的亮点。

 

在他们看来,在能源、交通问题上的协调,所见的成效更为显著。以电力建设为例,“规划办”成立后,就把电力供应作为规划的重点之一。王林亲自担任华东电网领导小组组长,经济区内三省一市管工业的副省长、副市长为副组长,全面协调区内电力供应和建设。

 

1985年3月20日,“规划办”提出议案,要求各省市政府加强对电力建设的领导,及时协调解决问题,并提出华东电网6年装机容量翻一番的总体规划。此举得到各省市的积极响应,缺电问题得到了有效缓解。

 

“根本做不下去”

 

但令许多人遗憾的是,“规划办”最想突破的一个问题,始终陷于各种意见的纠缠之中,无法实现真正的跨越。在他们看来,“调整产业结构的工作,根本做不下去。”

 

产业结构趋同,那时就已经是上海经济区的主要问题之一。由于各省市产业同构问题严重,互相之间陷于低水平竞争。当时,有关专家提出以整个经济区为单位,进行新一轮的产业配置和城市分工。但这样的话题,一拿到经济区的省市长联席会议上讨论,便会引来一致的反对声,使之寸步难行。

 

当年,“规划办”每年都要举行很多次各种层次的会议,其中最重要的是省市长会议。它是上海经济区的最高决策机构,一年开一至两次会。据说,“每次说到产业结构调整等敏感话题时,会场上就会气氛紧张。有好几次,王林开完会走到门口就直摇头。”

 

很明显,由于财政“分灶吃饭”,经济指标按行政区进行考核,跨行政区的区域协调,常常是能做“加法”,而不能作“减法”。不影响各项财税的自行车联合、电力增容等,总会引来皆大欢喜的结局。

 

若要涉及减产业、砍项目的结构调整时,必然会引来强烈的反对声,因为它触及了行政区的利益。在这样一个基本结构不改变的情况下,当年“规划办”做不到的事,可能若干年以后也是“无法完成的任务”。

 

先弄个战略再说

 

说起当年,有人这样勾勒“规划办”的工作流程:“先做经济区的各项规划,然后送国家计委,计委再指派专人作规划的深入研究,最后可能批准执行其中的某些部分,再以行政命令的手段下达到经济区内各省市。”

 

这话听上去,“规划办”像个纯粹的研究机构。其实,这是基本符合国务院给它的定位的。“规划办”成立后,打了几个攻坚战,越来越感到需要一个全局性的发展战略。

 

对此,当时王林有过一番感慨:“经济区的建设是一项艰巨复杂的系统工程,要从全局观点、战略眼光观察问题,勾画出一纸蓝图来,使我们有个共同努力的方向和目标。有了长远的、战略的、统盘的打算,才能避免东一榔头、西一棒子的做法。”

 

1985年3月,在上海经济区省市长联席会议上,通过要求编制经济区战略纲要。会议决定,由上海经济区研究会与“规划办”研究组牵头组成课题组。一年多之后,在前后八易其稿的情况下,正式推出《上海经济区发展战略纲要》。

 

即便以现在的眼光来看,这依然是一份不错的战略。比如,《纲要》明确提出:“建立上海经济区,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探索。旨在充分发挥中心城市的中心作用,打破经济体制的僵化模式,逐步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区域经济新体制。”

 

引来万炮齐轰

 

而在具体做法上,比较有意思的是提出“丁”字形概念:“把经济区沿江沿海的‘丁’字形黄金地段,逐步发展为我国经济最发达的经济带和港口城市群。上海和长三角的工业,主要向高、新、精、尖发展,向技术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发展。”

  

这个《纲要》一出台,便引来颇多议论。在1986年举行的一次研讨会上,不少学者纷纷“开炮”。

 

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陈观烈教授说:“经济区如何实现分工和一体化,是依靠市场机制还是靠行政命令?省市长会议不过是个协商机构,怎样才能正确处理各省市之间的矛盾。这些重要问题,《纲要》中都没有涉及。”

 

上海工业大学顾问仇金泉教授认为:“考虑上海经济区发展战略,一定要同时考虑体制配套,如怎样把行政区划、经济区划和自然区划一致起来,这一点《纲要》未涉及。”

 

而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周振汉提出:“《纲要》提出技术立区,但整个经济区是否有必要都发展高技术?发展科技应根据现有基础,有分工、有层次、有重点地做。”

 

当时,不同的意见还有很多,相对也比较分散。但后来,曾真正形成过一次“焦点论战”,针对的是现在看来再普通不过的提法——“一体化”。